秋风先生将中国两千年历史描绘成“有时很混乱，有时很清明；有时很残酷，有时很理性；人民好像是自由的，转眼间他们又毫无尊严可言”。他所说的“很混乱”、“很残酷”的时代，大概是鲁迅所说的“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他说的“很清明”、“很理性”的时代，大概就是鲁迅所说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但无论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还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都是维护或者争夺专制权力的时代。能像秋风先生那样说“这个族群只能过被人管制、奴役的生活，不可能过有尊严和自由的生活”吗？

在孔夫子以及儒家思想中，确实有不少思想资源至今依然鲜活，值得借鉴吸取——这是历代帝王以及官僚政客（也不排斥所谓的“士大夫”）只想用来撑门面而未必就想真正实行的——却也有不少糟粕早就应该抛弃。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严复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政论，将中西文化作过一番比较。其中《论事变之亟》一文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请问，中国与西方不同的这几条，哪一条不是儒家的主张？包括孔夫子在内的历代儒家确实希望能够出现或造就一个好皇帝，难道这就是秋风先生的“宪政主义”理想吗？

然而，秋风先生却说，中国人“必须回到儒家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