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14岁。按说，14岁，应该记事了。由于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太闭塞的缘故？我们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似乎傻傻的，似乎什么都不懂。

我对父亲的印象就很模糊：因半身不遂，整天躺在炕上，大小便出不去门，屋子里总是臭臭的味道；搀扶（实际上是用肩膀架着）父亲到屋外晒太阳，他很少说话，脸色黄里透黑；那年春天，我每天起大早，赶在太阳出来之前，去山上采一种带刺的野菜芽芽。每次3棵，与百家鸡蛋（乡亲们一家一个送的，每顿一个）一起蒸吃。这是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出的偏方，为此我跑了一百个早晨，天天弄得露水一身。但是，父亲终究没有挺过去，就在家里新房（哥哥当兵，村里帮助盖的）上正梁那天中午永远告别了我们。

我们兄妹6个，大哥在300里外的煤矿当电工。二哥初中毕业就去新疆当兵，那里离家万里不止。当时，边关“火药味”很浓，父亲很担心。三哥、我和两个妹妹，都在念书，家境真的是一贫如洗。关于我们书念得怎么样，以后干什么，父亲似乎没问过，也很少说，但我知道，他心里担心，可又无能为力。

父亲走后，家里更是雪上加霜，生活的重担只能落在母亲一个家庭妇女身上，支撑这么一个破碎的家，艰难、困苦是可想而知的。即使这样，无论别人怎么说，妈妈坚持让我们兄妹念完高中。现在想想，那是多么不容易和了不起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