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敌军工作做到对日作战第一线

为了新四军各支队开赴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战斗需要，林植夫又组织大家拟定了日语口号，如“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不搜俘虏腰包”、“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等，先到各团，在连队中教战士呼喊，以便在火线上使用。为了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林植夫深入连队，讲解有关日本的情况，以克服抗战初期人们害怕日军的心理，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他还将敌工部的干部陆续派往各支队任敌工科长、股长。

1938年6月，新四军派出第1支队老2团挺进江南。为了将瓦解敌军政治工作做到战斗第一线，军政治部派陈超凡到1支队老2团任敌工股长。他一到团里，就教战士用日语喊话“缴枪不杀”、“过来优待”，还派人在日军出没经过的地方张贴日文反战标语，并教育战士：对待日军俘虏要尊重人格，除了收缴他们携带的武器和军用品外，不搜腰包，不打骂……别看这只是一句话、一张纸，这些政治攻势也是新四军对日军的无形枪弹，一到前线，它就能动摇日军军心。如1938年8月23日老2团在江苏丹阳珥陵镇伏击日军这次战斗。当时日军第一中队40多人突然遭到新四军老2团伏击，日军士兵香河正男在慌乱逃跑之中也想到自杀。但他突然听到日语喊话“新四军不杀俘虏”，迟疑中他被追上来的新四军战士打倒做了俘虏。新四军战士用小推车把他送到团部。当他听到我军干部用一口流利的日语告诉他“新四军对放下武器的日军士兵一律不杀，不愿意留下的还可以发路费放他回去”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到我们的新四军干部上衣口袋插了支钢笔，听说还是日本留学生时，他十分惊讶。新四军敌工干部说话面带微笑，还尊重他们的人格，不像是教官讲的“支那野蛮人”。战俘虽然惊魂未定，但被俘时的第一印象使日军士兵的心一下子放松了许多。

宽待俘虏 改造战俘

新四军政治部借住在农民家里，日军战俘的住处紧靠着敌工部长林植夫的住房。日军战俘处处感受到新四军这支部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军纪严明、政治文明。林植夫经常找他们谈话，问起他们的家庭、父母，说明这场战争日本一定会失败、中国必将胜利的道理，并请他们给日本家中写信。香河正男怕信被日军拆阅，林植夫说“绝对保证不出问题”。家信由军敌工部交给香港来的陈先生带到香港后，用航空信寄往日本。家人果然得到了他们健在的信息，他们心灵受到一次震撼。

香河正男还清楚记得，在军部林植夫还请别的精通日语的人对他们谈话教育。这其中有日本明治大学留学生、后任新四军第1师敌工部长的陈超凡，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生谢镇军，日本明治大学留学生、后任新中国第三任驻日大使的宋之光，以及留学日本的陈辛仁、鲍汉清。在敌工部不仅有大量的日语书，还有苏联、法国的文学全集如高尔基的《母亲》、日文版的《资本论》等。香河正男说：“我深深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所感动。”

留在军部的一批日军战俘经过教育，转变了战争立场，开始了他们的新生。为配合敌工部宣传，香河正男、田火田

作造分别以日军陆军第三师团辎重兵和陆军军属名义联合署名，写了一份日文传单《告诉我们兄弟们》，以新四军“官兵平等”和“享受到人间的温暖”现身说法，反思这场大肆屠杀中国人民同时给日本同胞带来死亡和痛苦的战争，号召日本士兵“反对这场战争！把枪口对准军阀和它们的走狗”。这是新四军敌工部第一张由日本军人写的日文反战传单。

1940年2月，香河正男、后藤勇、滨中政志等5位日本人在云岭新四军军部正式宣誓参加新四军。从此他们由“国际友人”转为“同志”。

新四军在前方常缴获到敌军军官和士兵的家书、相片和作战计划，林植夫为此夜以继日地进行翻译。有一次缴获到一个日军的家书，里面写着他在南京与人开展杀人比赛，他杀了101人，另一个杀了102人，同时还附了一张摆在地上的一串长长的人头的相片。看到这些反映日军惨无人道罪行的铁证，林植夫当即决定编成小册子向前后方散发。

林植夫对工作尽心尽责，经常废寝忘食地编写对日军的宣传材料。当时的工作条件相当艰苦，冬天夜间也没有火盆取暖，作为部长的林植夫常常工作到深夜。日久，他的右臂和腰得了风寒症，到了无法举动的地步；眼睛也大为受伤，不得不住院治疗。尽管如此，他仍念念不忘对敌宣传工作，常把同事叫到医院去，在他的大通铺床旁记录他的口述稿。

在这一时期，林植夫的思想产生了较大变化，他感到“这是一生中最努力，也是精神上最痛快的时期”，深信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华民族进行民族解放斗争，才有可能实现独立自由的真正的“大同世界”，于是立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在严峻的斗争中，这位党外“布尔什维克”曾受到军部《抗敌报》的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