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迷途

——评赵鼎新《民主的限制》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丁业鹏

一、为民主辩护的两种思路

美国学者卡尔·科恩说，“为什么要有民主？这是如今民主面临的重大问题中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最有效的为民主辩护是罗列民主在实践中的优点。我毫不犹豫地把这样的辩护称之为实用主义”，“它着眼于民主的效果或民主将导向什么，而不是着眼于民主的来源或根源”([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08—209页)，此外，另一种辩护指出“民主有其内在的价值，所以民主本身就是值得珍视的”，这种辩护“不是说明民主的良好效果来为民主辩护，也不是指出民主所依据的正确原则来为民主辩白。它是要唤起人们注意民主必然的特点，不是因其效果或来源而值得珍视的特点，而是就其本身而言就值得珍视的特点”(《论民主》，第273页)。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辩护民主的言论历来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很少探讨民主“就其本身而言就值得珍视的特点”，而把几乎全部的重心都放在了“罗列民主在实践中的优点”。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对民主的好感主要是功利化的好感，而不是价值性的好感。到了民国初年，人们看到兴民权、开议院并没有带来富强之后，民主的光环很快便褪色了。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近代中国追求民主的过程中功利性太强的弊端昭然若揭，近些年以来，中国的不少民主倡导者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历史的教训，他们在倡导民主的时候，还是不厌其烦地“罗列民主在实践中的优点”，而对民主“就其本身而言就值得珍视的特点”的探讨则浅尝辄止，“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观念也因此盛行起来。这种观念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只要实行民主，就能减少腐败、治理环境污染、带来社会稳定、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等等。

这种“功利”的思想并非不能成为为民主辩护的一个思路。但是，首先我们应该明白，在西方民主的理论史上，“权利”的重要性要远远大过“功利”的重要性；其次我们应该明白，在中国民主的实践史中，曾经因为太过偏重“功利”而导致了不良的后果。而且，和民主的功利主义理论抽象而深刻不同的是，“民主是个好东西”式的“功利”往往沦为了标语式的广告，成了一种想当然的没有思想深度的东西。

二、民主与合法性

对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思想，赵鼎新教授在《民主的限制》一书中提出了一定的批评。他说，“为了提倡民主，不少人给民主加上了许多它本身难以完全提供的公共物，比如平等、和平、经济发展、减少腐败等。他们把一些西方发达民主国家已达到的指标，如较为平等的社会、发达的经济、较为廉洁的政府等，完全看作是民主带来的成果，进而视之为民主本身的特征”(第8页)。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对“民主是个好东西”提出了反思之后，赵鼎新教授对“为什么要民主”这个问题的回答，还是回到了“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套路。赵鼎新教授问道，“如果民主不能自动实现”“平等、和平、经济发展、减少腐败等”等重要社会公共物的话，那么“现代民主体制的意义和生命力又从何而来呢”？他说，“民主最为有效地解决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第10—11页)。“合法性”是《民主的限制》一书倡导民主的核心理由，作者等于是在说，民主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种好东西，而是我说的这种好东西，不是“平等、和平、经济发展、减少腐败等”，而是“合法性”。如果说民主“不能自动实现”“平等、和平、经济发展、减少腐败等”，难道民主就能“自动实现”“合法性”了吗？不是的。

由于思想观念和政治文化的不同，对中国来说，选举对合法性的影响并不突出。选举背后深层次的理论，如自然权利、“不经同意，无权统治”等等，一直没有融入中国人的文化中，甚至嘲讽其虚伪的大有人在。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大范围地推行民主选举，甚至是举行全民普选，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相应的政治文化。有了相应的政治文化，选举是水到渠成，而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文化为基础，光是为了选举而选举，或者是为了顺应潮流而选举，选举很可能导致混乱，而不是带来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