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市民政局腐败窝案中，落马时级别比李治臻稍低的，是原巡视员许千里。李治臻相当部分受贿，即是通过许千里介绍的。在2007年到广州市民政局报到时，李治臻听说许千里“胆子大，难相处，不服管”，便在调整班子分工时，顺从许千里继续兼任福彩中心主任“肥缺”的心愿，后者知趣地主动向李治臻示好送上5万元，此后即成每年的惯例。而这些钱来源于广州市福彩中心，“都是公款，套现之后拿出来用”。之后李治臻娴熟运用权力卖官，通过调动局内和系统官员，收受贿赂中饱私囊。许千里介绍私企老板巴结李治臻，并直接转送贿款，甚至还给老板指定行贿“标准”，积极发挥其作为“掮客”的作用。当然许千里既然凭藉巡视员的身份，能够介绍他人行贿，相信其“应得”的那份肯定也少不了。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李治臻对受贿对象不加选择，对内“勤吃窝边草”，下属甚至司机都照收不误，以致让办多了腐败案件的检察官都慨叹内幕“令人震惊”；而在外则有许千里辛勤张罗着牵线搭桥，包括生产棺材的老板都知趣地表示“意思”，财源滚滚来。这首先当然是因为李治臻自身的堕落，而“掮客”许千里则在其腐败过程中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窝案的危害性在于直接消蚀整个单位的形象，使服务对象普遍受害，造成“洪洞县里无好人”后果，影响特别恶劣，危害特别严重，教训特别深刻，这其中的原因也更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