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的“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此中的“他们”指的是谁？

指的是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等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家吗？显然不是。尽管这些“革命文学”家对于鲁迅的批评，调子定的很高，什么“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等等，简直罪不可赦，火力也相当密集，可谓四面埋伏，轮番作战，几成“围剿”阵势。对于他们，鲁迅曾兵来将当，水来土掩，针锋相对，毫不含糊。然而，以后毕竟在同一目标之下，彼此和解了的。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中，也曾说过：“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这“未尝一面”而“曾用笔墨相讥”的，说的就是郭沫若，或许也包括创造社与太阳社中的别的人物，这就双方而言，乃是一种和解；从鲁迅的角度说，便是一种宽恕。

指的是钱玄同、林语堂、周作人等曾经与他相知相伴尔后相离以至于有笔墨相讥的亲朋好友吗？同样不是。我曾在谈及鲁迅与孙伏园的“后期疏远”时，说到鲁迅性格上的欠缺。我以为这种性格上的欠缺大致有三：其一，他以十分的真诚对待别人，也要求别人以同等的真诚回报于他，一旦发现别人对他未必就有那样的真诚，心中便有老大的不快；其二，他与甲为友，与乙为敌，便希望甲以他之敌为敌，一旦发现甲与乙有来往，心中也有老大的不快；其三，他与别人有隔阂之后，不善于主动地去弥补这种隔阂，也不轻易谅解别人的过错。这三条，或许也可称之为人性的弱点，在不少人身上均可看到。（参见拙者《鲁迅根脉》下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1月版）从钱玄同、林语堂在鲁迅身后所写之纪念文字中，也可看到类似的意思。然而，对于这种原先相知相伴尔后相离的人，鲁迅心中是有隐痛的。仍以孙伏园兄弟为例：1929年3月20的《鲁迅日记》中记着“伏园、春台来”，这该是孙氏兄弟赴欧洲前向先生辞行；1929年4月13日《鲁迅日记》中记着“上午得孙伏园等明信片”，这该是孙氏兄弟到达欧洲后向先生报平安，这点点滴滴的记载，本身就体现着鲁迅对他们的宽恕。我以为，鲁迅对钱玄同、林语堂以至于周作人，也有类似的心绪。胡兰成致朱西宁信中转述“战时”许广平在上海对他说的一句话：“虽兄弟不睦后，作人先生每出书，鲁迅先生还是买来看，对家里人说作人先生的文章写得好，只是时人读不懂。”舒芜先生认为胡兰成的转述“夸大其词”，因为他在《鲁迅日记》附录的“书账”中只看到“周作人散文抄”和“看云集一本”这两条（《文汇报》2007年11月8日），但舒芜先生忽略了，鲁迅所买的周作人的不少书，并不进入他自己的书账，只在《鲁迅日记》中记着“为广平买”或“为广平补买”，这是很能体现其相当复杂的情感的。这种情感，并非“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可以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