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涉及说情情形的，必须在3日内填报《办案说情报告登记表》，按规定程序报告。”为抵制“说情风”，促进公正执法，河北石家庄市检察机关开始试行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对于为案件当事人说情的单位、组织、个人，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披露，从而对办案人员形成有力的约束。（7月8日《人民日报》）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关系社会，人们总是想方设法来缩减彼此之间的距离。人们之所以在乎说情，不仅是因为说情可以提高办事“效率”，还由于说情可以“变不可能为可能”。人情关系对司法的侵蚀，让权力有了在法外运行的空间，甚至会滋生腐败输送的利益链条，损伤了法律的权威性。

从概念上看，“说情”是一种私人关系，“报告”是一种公共关系，“说情报告”本质上是一种公私关系的混合运用，其初衷在于抑制非司法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保障司法工作人员的价值中立，从而守卫社会公平正义。然而在执行过程中，“说情报告”却可能沦为一种形式的规范，不能发挥制度应有的效力。

公共关系对所有人讲究一视同仁，不针对具体的情况和利益，“说情报告”却很难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在面子情结的裹挟下，中国人并不愿意将自己的私人关系公之于众；另一方面，在社会信任缺失的背景下，即使交上了“说情报告”，也会引发他人的“丑闻思维”和“恶意揣测”，既然会带来一些潜在的麻烦，何必多此一举？

如果一个规范只有道德价值而没有使用价值，那么，这种规范就不会得到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尊重与认同。“说情报告”从表面上看去很美好，在“落地”过程中却面临着诸多困难。如果缺乏强有力的实施操作系统，“说情公告”就可能在执行过程中成为形同虚设的“稻草人”。

只不过，我们也不必完全否定“说情报告”的存在意义。与“常回家看看”一样，“说情报告”倡导的是一种公共的价值理性。从这个角度上说，“说情报告”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 杨朝清（湖北 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