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中午，11岁的小晴死在父亲的床上。她脖子颈动脉被割断，父亲罗某手中的菜刀，沾满了鲜血。在亲属看来，这场悲剧缘于那该死的“抑郁”。这名父亲，患有抑郁症10多年。案发前日，他曾带着妻女投水库自杀未果。（《海峡导报》1月13日）

父亲杀女，如此人伦惨剧，无疑令人扼腕。尽管“抑郁”父亲杀女，并不能混同于通常的家庭暴力事件来看待和处置，但是，对于这类惨剧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就只能任其发生，却束手无策。恰恰相反，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与保护，向来是全社会的责任，并不能因为孩子的父母有病，孩子便只能接受不可预测的凶险命运。

事实上，对于未成年人父母的监护资格，本该有严格的授权与监管。在这方面，国外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其实都有着事无巨细的规定，一旦发现监护人身体不适，或是有可能对孩子的权益造成不利，都会被剥夺监护权，这种未雨绸缪的提前干预与保护，甚至往往看似有些过度。相形之下，国内在这方面做的，显然还远远不够。

而按理来说，一位患有抑郁症10多年的父亲，连自己的行为都不可控，对于未成年孩子来说，无疑是高风险的，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这位父亲本不适合再承担监护人的职责，甚至不应当继续与未成年人共同生活。类似的风险早已曝出，就在案发前日，这位父亲还曾带着妻女投水库自杀未果。假如对于这些释放出的危险信号能够及早干预，这出人伦惨剧，原本有望得以规避。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抑郁症父亲杀女惨剧，其实更应引发对于未成年人保护与监护人资格的关注。如何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前置，对于存在风险的监护人及亲属，又该如何提前介入，并寻找替代监护者，或许更亟待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