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历史的人常道：“历史不可假设。”但在研究中总不免运用假设，激发想象和演绎，增强对人类社会复杂、错综的历史过程的感知、认识和阐释，因为历史学不单单是文献材料的整理和概括。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来临，我在思忖：假设没有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国历史会怎样？

作为革命，辛亥如何与众不同

自共和肇始，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和定位长期由国、共的主流舆论主导。在大陆“文革”之后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的新启蒙运动中，噩梦醒来的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诸多历史问题。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者的探索与他们自身所处的变动着的社会现状难以割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士风民气在“九十年代”丕然一变：热忱归于沉寂，贲张遁入颓废。小说《废都》问世，撩起关于知识精英“堕落”的诘问；我的一位导师也曾几载沉浸于易卦问乾坤。曾作为“第三代人”和“第四代人”精神导师的李泽厚和刘再复，在1995年出版了对话录《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盘点百年来的“革命”、“运动”，从他们的切身经历出发对“现代意识”进行了历史反思。

其实，惊涛骇浪的“革命”何止这百年，且不说作为新中国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所讨论的史不绝书的“农民革命”，1840年以来被洋炮“轰出中世纪”的“中国近代史”上，太平天国起义以至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都曾被冠诸“革命”名号。那么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究竟是什么？

辛亥带来顽韧民族精神

大约十年前，笔者在海外观看了42集的抗战文献片《一寸山河一寸血》。笔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考入大学历史系，自以为科班出身，在“历史知识”上有自负的本钱；何况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宽松的思想和学术气氛使得课堂和出版物所展现的国民革命军不仅有在正面战场上惨烈的浴血牺牲，还有他们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战。但《一寸山河一寸血》以对当年将士访问的口述纪实为素材，每一集带给观众的都是灵魂的震撼。屏幕上端坐着的101岁高龄的薛岳将军，已经口不能言，但他手持“精忠报国”条幅的场景怎不令人动容！做一个中国人是多么骄傲！

二战初期，经济工业化、军队机械化的法国只一个月就败降于德国，然而同时期的中国，经济远为落后、破败，各色武装割据、纷争，竟在几乎没有稳定和有力外援的条件下独自坚持了四年多，并在珍珠港事件后与盟国一起最终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平心而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无论硬件和软件（包括勇敢度）都远逊对手，怎么办？我们的先辈是拿十几条命来换一条日寇的命。

看看二战中哪个战场出现过这样的场面：将军和军官像普通战士一样冲锋甚至拼刺刀，两百多名殉国的国民革命军将军，大都是迎着子弹向前轰然倒地的。笔者真切地感受、领悟到一种蓬勃、顽韧的民族精神。这在辛亥之前没有出现过。

诚然，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岳飞、文天祥、陆秀夫、于谦、袁崇焕、史可法、张煌言这样御外侮、斗奸佞的民族脊梁，传承着天地间的浩然正气和华夏文化血脉，但何以解释中原王朝，尤其是北部，数度受辱或败亡于人口与文明程度远远不及自己的少数族？经历明清之际亡国之变的士大夫痛定思痛，不少鞭辟入里的议论似乎逾出了一治一乱、五德轮回的旧框框。顾炎武区分了“易姓改号”之“亡国”与灭种灭文之“亡天下”。黄宗羲则直指专制主义的症结：“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