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国会关于债务上限调整的博弈引起全球的关注和焦虑。当全球市场绷紧的神经因民主、共和两党最后一刻达成的妥协而松懈时，标准普尔发布的美债降级报告无疑又给了市场当头一棒。美元应声下跌，全球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更是大幅度震荡。虽然现在市场已渐渐平息，但对美债降级所施放的信号，我们应从战略层面予以高度重视。

首先，我们需要分析美债降级给出的信号是什么，是美国财政的一时困难还是美国债务不可逆转的恶化趋势。笔者认为，美债降级反映的是美国财政状况不可逆转的恶化。未来10—20年美国面临多重难以克服的结构矛盾：高成本的福利制度与人口老龄化趋势；经济相对实力持续下降和国际安全责任难以脱身；产业空心化与贫富两极分化；蕴涵财政失控机制的两党选政体制。这些矛盾最终都将表现为财政和贸易的持续赤字。

其次，美元本位制的特殊地位使美国财政和债务不可逆转的恶化趋势不会表现为主权债务危机，而是表现为美元的慢性危机和急性崩溃。我们关于“国际资本流动中利益分配”的一项研究数据发现：其一，美国通过低成本融资（高信用等级借债）和对外高收益投资在净负债条件下实现了净盈利，也即实现了违背常理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补贴；其二，美国海外净收益的78%是通过美元贬值带来的对外债务贬值和海外资产升值实现的。因此美国应对财政贸易双赤字的最佳政策组合就是量化宽松的货币贬值政策和压高成长国家开放国内资本市场的对外经济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采取稳定汇率、招商引资和鼓励出口等政策，出口导向型经济取得快速增长。这使我国在创造就业、提升制造业基础方面分享到经济全球化的重大利益。但是随着以美国为发源地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在商品需求、资源供给和金融资产储备方面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已面临极大的风险。因此有必要从战略层面探讨如何应对美元危机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需要解决国家外汇储备的安全隐患问题。目前，中国官方外汇储备已超过3.2万亿美元，其中约有2/3以美元资产形式持有，并且大部分是美国国债。因此，一旦出现美元危机，美元由大宗商品价格衡量的购买力将大幅度下降，中国将深受其害。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危机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并导致发展中石油进口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借鉴历史经验，我们需要双管齐下解决外汇储备安全隐患。

一是实现国际收支相对平衡，避免外汇储备的继续增加。建议采取以下行动：放弃通过中央银行购汇的方式维持汇率低估和稳定以保证出口企业有利可图，并将汇率风险从企业转移到国家的传统政策。通过不规则的方式调高人民币中心汇率至相对合理水平，消除单边升值预期和外汇储备单边增长的势头。这还将有利于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和资本输出，并通过资本输出路径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在汇率水平相对合理和加快汇率风险管理工具发展的前提下，放宽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发挥弹性汇率吸收外部冲击的经济缓冲垫作用；对资源出口行业和资源密集型出口产业取消出口补贴，征收环境污染税收，消除资源开采价格的扭曲因素，以避免稀缺资源的透支性开采和扭曲性出口；国家设立出口制成品收购基金，帮助出口企业应对危机并促进其定期转型。制成品储备可用于救灾、贫困地区和家庭的救助。

二是积极采取多种政策鼓励民间资本输出。除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外银团贷款和政府援助外，还需要重点促进民间创设私募股权国际投资基金，实施国家外汇储备化整为零、化官方为民间的资本输出战略。未来全球金融市场将越来越不稳定，因此通过QDII以金融市场作为投资领域不足以规避日益增长的美元风险和西方主权债务风险。因此，笔者建议政府出台相关鼓励政策，吸引资历和品行兼优的海内外华人金融投资精英成立国际投资管理公司，创设私募股权国际投资基金；借助民间投资智慧及其人脉关系实施国家的资本输出战略，给更多为外国金融机构所用的华人金融高级人才提供施展其才能的新型平台，为增进我国国民福利作出积极贡献。具体鼓励政策可以包括以下领域：一是借鉴国际惯例，实施免税或税收减免政策；二是提供换汇便利和便捷渠道；三是鼓励国有企业或资金盈余单位认购此类基金以促进其发展；四是允许商业银行根据投资项目的收益和安全状况提供30%—60%不等的杠杆收购融资。

同时，政府需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一是立足国内市场的开发，坚定不移地促进经济转型。二是放松金融行政管制，加快资本市场发展，提升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民众创造更多的市场发展投资渠道，有效分享经济高成长的成果。从根本上改变对外部商品和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三是需要确立中国的全球金融战略，通过顶层设计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促进具有内在稳定机制的多元储备货币体系的形成。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