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离开史家，便想打电话报告公安局，但又怕刘溜走，于是到马路上找了几个巡逻的解放军和交通警，向他们说明情况，要求他们跟随他去抓特务。高某带着解放军与交通警匆匆赶到史家门口，为免打草惊蛇，要军警在附近等他。高以酒醉不能骑自行车要将车放在史处为由独自上楼察看，见刘已脱衣卧于床上，即下楼招呼军警一拥而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将刘全德擒获。

刘全德的被捕，极大地鼓舞了全体侦察人员的干劲。为迅速摸清刘全德的罪恶阴谋及其同伙下落，以便一网打尽，上级决定一鼓作气，兵分两路，一方面布置侦察员对刘全德的几个主要关系处日夜埋伏守候，以防其同伙闻讯潜逃，另一方面组织强有力的审讯班子，对刘连夜进行审讯。

刘全德慑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并在投机心理的驱使下，一五一十地交待了潜入上海经过和活动情况。据其自供：10月30日，毛人凤派他和安平贵、欧阳钦一起到上海。毛森在厦门召见了他，不但面授了机密，还发给了电台和特务活动经费2780枚银元，并把已经派往上海和即将潜沪执行行动任务的保密局技术总队上海直属行动组组长邱信和“东南反共救国军”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江知平、副总队长梅文伟等都介绍给刘全德，授权由他指挥，刘全德可以与他们发生横向联系，必要时可以运用这两个组织配合行动。并下了死命令：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最后，他悲哀地说：“我这次到上海，算得谨慎小心，好多关系我都未走访，外出注意化装，避免碰到熟人。没想到，到上海才一个星期就落到你们手里。”

根据刘全德的供述和其他方面获得的情报，公安机关乘胜追击，安平贵、欧阳钦、邱信、江知平等19名特务分子被一一捕获。1950年8月，市公安局奉命将刘全德押送北京由公安部审理。同年12月，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刘全德死刑，其他特务分子也分别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李动 《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