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关于超常规的货币供给已经产生了通胀预期的问题。

为了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遏制经济急速下滑，政府采取宽松的货币供给政策刺激需求，是有道理的。在危机对经济影响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这种货币供给宽松程度放得更开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根据费里德曼的“恒定货币数量原理”，无论什么理由的货币过度供给，都会引发通货膨胀。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这里的问题就在于，货币供给宽松的合理“度”在哪里？现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反危机货币政策，即所谓量化宽松政策，也碰到这个问题。

中国政府实施的货币政策的宽松度是前所未有的，在2008年的经济总量为44000多亿美元的背景下。今年前两个季度的新增长贷款超过7，5万亿人民币——约10000亿美元。这个巨大的货币总量供给的宽松度是合理的吗？我认为问题应该两面看。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增长急速下滑，在这个时候打破常规性货币供给，采取超越常规的货币扩张政策，是一种很难避免的选择。中国经济在较短时间内止跌回升，也证明了这种选择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问题也恰恰出在这个“超越常规”上。根据国内以往常规经验，如果广义货币M2增长连续两个季度超过16％~18％，必定在后面的时间带来通胀。今年1—7月M2的平均增长已高达23，2％，6月份达到28，5％，6个月的信贷总量达到创纪录的7，5万亿。如此超越常规的货币扩张，既超越了政府以往宏观管理的常规经验，也超越了企业和老百姓家庭的常规经验。谁都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谁都不敢说这样的选择没有风险。在“无常规经验预期”的情况下，“恐慌预期”就很难避免。由此，尽管目前国内实际物价水平还比较低(7月份的CPI为－1，8)，也仍然产生了普遍的社会通胀预期。当前股票价格大涨大跌，房地产价格逆势大涨，燃油、钢铁价格快速上涨，就是这种社会通胀预期的一种经济反映。未来可能发生的资产价格泡沫风险绝不可低估。现在最令人担心的事情是，在今年年底和2010年上半年经济全面回升之后，新一轮通胀预期也相继开始并不断增强，很可能出现一种伴随通胀的新一轮增长。

同时，为了应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滞后效应，货币扩张总要有一个适时收敛和调整，这个收敛和调整的“点”定在什么时问，即不能提前也不能滞后，也是一个很大难题。

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现在国内政策研究领域和学术界有三种主要观点。一种认为完全无须担心通胀问题，因为现在消费物价和生产资料价格还在负位运行，继续实施财政扩张政策对货币供给的需求量仍然很大，如果骤然减少货币供给，就会严重影响政策的后续实施。第二种观点认为，超常规的货币发放和过度充裕的流动性，已经导致了很强的通胀预期，经济复苏之后可能出现乘数突然放大，如果继续维持现有政策不变，必定在增长进一步上升过程中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第三种意见认为，当前面临信贷需求压力和通胀可能性的两难选择，不能简单的二者选一。宽松货币政策不能放弃，但同时需要在持续强度和信贷结构上适当调整，例如逐步降低信贷增长水平、央行加强收回流动性、防范国外热钱大量流人、扩大中小企业和市场化信贷投资的力度，等等。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第三种观点。

我认为特别应该警惕近年来在我国反复发生的成本推动型通胀。我国工业增长方式对资源产品的依赖度很高，同国际市场价格的关联度也很高。现在国际油价从每桶30多美元上涨到70美元，导致中国两次调整国内油价。已明显影响国内物流价格。随着投资和生产的进一步增长复苏，肯定会在推动资源产品和消费品成本上升体现出来，很可能导致出现成本推动型通胀。根据中国的消费传统，第三季度是消费淡季，实际需求推动CPI的压力并不大，食品和消费品价格的走软仍会主导CPI走势。由于国内燃油价格会随着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上涨而再次上调，CPI在8月份有可能转为正值。进入第四季度特别是12月份随着居民消费旺季到来，形成消费品价格连续上升，拉动CPI大幅上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